步過月台，日本國家旅遊館在季節風景的廣告布景上塗上嵐五子的樣子，初看見還以為是嵐自己的廣告，來回幾次，才發現原來宣傳日本旅遊的。日本文化產業之盛雖然近年予人有滑落之感，尤追趕潮流的人會續說日本不再是時尚的代名詞，但她的強盛蓬勃又能否以潮流去解釋，像國家的興衰一般是發展的循環，下一趟繼韓國，又會否臨到香港之地。品牌學說明商品印象的一部分源自其產地，就是我們聽到產自中國大陸會擔心且感不可信的回應，於時裝工業上，產自澳紐的羊毛有特殊的標籤，五十年代產自日本的一元襯衫雖沒有特別的標誌，卻象徵著價廉耐用，後來香港出口的衣物也同樣是世界聞名的產品，美國的例子像荷里活電影般，更直截了當地建構美國的理想形象，甚至於各在片場拍攝美國主義的電影，進一步蠶食其他國家的文化產業。

這就是國家品牌，是商品的集體形象，是可見的國民形象，是文化產業之不可輕視的原因，這種種都是改變印象的「刺激功能」（stimulation）。

偶像是其中一個改變無數青年對日本的印象的刺激，說到往時，台灣的西門町香港的信和都是日本次文化的集散地，更別說零三年以前日韓文化產業未有「正式」交流前，次文化如何幫助兩國文化交流，改變相方在不斷變化著的印象上的理解，《冬日戀曲》至近來的少女時代不就是一次逆向反攻嗎？後於動漫，相信要無數人突然對日本這個國家感興趣的，都要數到偶像，當然中國至東南亞國家的人於日本的國家形象上有更多方面的理解，也不是甚麼文化產業的影響。當然偶像大多不是次文化，除了一些未有公眾合法存在地位的地區偶像以外，偶像的存在會孕育出一系列的迷文化，像漣漪，敲打鏡面愈急愈密，四面擴散的反應也會突然激烈起來，若再無新一輪的刺激出現，湖面漸會復歸平靜，或次文化或消失。這個敲打的過程就是偶像與迷之間的溝通，對話之間，偶像的形象隨當初的印象進一步發展成於迷的內心有獨特地位的角色，於迷的生活上發揮特別而無可取代的效果，至夢想到要跟他結婚，如電影《告白》中輕描淡寫說到不少女學生也幻想了一連串自己與偶像發生的超友誼關係其實不過是脫離現實的妄想，老師一句說話其實看似普通，也是事實，然卻是羞愧。質疑別人的喜好，尤這種必然會建立對話關係的喜好，已與慾望結合的喜好，發展是膜拜般的宗教行為，是一種對自我存在價值的攻擊，引來如何「過激」的反應實不能想像，斷不會就坊間假想動漫與無差別殺人的關係般簡單直接。當然這也會是不要沈迷偶像的理性原因，但事情的發展往往不會如此單向。

不限於偶像，任何一種興趣的沈迷，也會換來的怪人的印象，於華文世界裡近年更簡單直接地於其後加上一個「宅」，進一步將喜好與生活模式的定性拉下關係，是更從前更霸道更表面的形象評價，他們表現的印象只會愈來愈差，發展出可能身有臭味，腦有犯罪傾向的傳說。印象的威力之大可不應輕視，再看電影《告白》中表現的例子，刻板得過分，少年Ｂ從各個角度被描繪成一個受慈愛，不，是溺愛而懦弱無能，毫無自信表現自己，沒有朋友，以為自己殺人並染上愛滋後，更徹頭徹尾地變成螫居者。然這些只是文字描述，電影於影像上又如何描繪他呢？由他房間的布置至突然描出的一段音樂錄影帶透視了他的應有形象。房間的偶像海報與於殺人事件前播出的偶像音樂錄影帶（雖然《Ｒｉｖｅｒ》歌詞有積極向上的意味，但放於此段，更像暗示少年Ａ的無能與依賴性格，平日透過甚麼物件尋找自己）都是為了包裝少年Ａ的御宅族特性，強調溺愛與螫居的關係，並將其形象化，教人當下聯想到御宅族這三字，更容易理解他的無能是因為不懂溝通，而現實的御宅族就是一個活於這樣印象下的「族群」。看過這段，我迷的特性沒有因為聽到熟悉的歌苗而興奮，反之添上陰霾，換來的憂慮。問及友人，書中如何描述少年Ａ，發現並無為御宅族特性著墨太多。電影與小說都是文化產業，用上刻板印象在所難免，甚有說是解構的反諷，雖然電影《告白》也有控訴社會的意向，但而等刻板印象的構成，就像老師對女學生說不要沈溺於與偶像對話一般，於我，是很大的衝擊，很難說當地對偶像的刻板印象有半點改變，夢想以外的世界還是很黑暗。

到底是否任何興趣的沈迷，都會換來社會以刻板印象去簡易分類的結果呢？其實事無例外，歷女甚或城堡狂熱（shiro mania）於日本的表層或許只是廣告文學，宣傳一種生活態度生活模式，但有表則有裡，於日本更是分得一清二楚，雖不像《菊與刀》說得權威且明確，但表面認同與內裡接受往往是兩個層次的表現，世界通用。嘴裡說話多大方得體的亮麗，迎接新一年說甚麼世界和平的假大空願望，那麼接下來一年，他行動上又會幫助多少，於此，我對自己的鄙視因說了很多理想主義的構想而不斷成長，說要尊重動物與人類的平行關係，卻又成不了一個素食者，說要尊重每一個個體，卻又會因為優越或自卑而產生敵意，說到底，信念，說辭與行動之間的矛盾於表層看似相安無事，但平靜湖面之下又是另一個互相獵食的世界，紛爭頻繁。表面上多接納異於己的人與事，內裡卻抵著過敏症的徵狀，表裡南轅北轍，說一套行一套。印象對我們的影響，其實很以逆抗，到底應該承認它的存在，還是假裝相安無事呢？不如問一句，我們控制到自己多少？

偶像也有其形象，有的依賴樣子，有的沒有實力，有的販賣感情，有的販賣夢想，賣這樣賣那樣，也不過只一件商品，只有於人生旅途上迷惑的幼稚之輩才會沈迷罷，有清楚人生觀的會豈會喜歡上這些膚淺的商業計算，說到興趣，最基本也要有層次有文化有深厚的理論支持的文化產物罷，文化跟娛樂可是兩回事啊。甚麼是偶像，甚麼不是偶像，看似分得清清楚楚，但這只是商業上的決定，現實又是否有娛樂與文化之分，還是皆統一於文化之內，只是人心態之別的分類呢？同一物件，應該任人自己地去發掘它的文化層次階段水平，還是由一堆印象去決定它的定位，縱使結果可能一樣，但發展的過程卻會影響我們對事物的評價。一個偶像，從起初的印象，到後來經時間洗禮，給人加深了解後的評價，彷彿是相反方向的競跑，好的說法反映他不是一個單純的偶像，是有性角的人物，反方向說方，卻會是他原來確徹是一個無實力的商業計算。假設若當初沒有一個偶像形象的假設，像性是先驗的邪惡，或一些因族群分類而強加於特殊喜好的界條影響，如偶像是幼稚心靈的毒藥，我們又會否對「偶像宅」「敬」而遠之呢？或是以此等分類來證明自己的高尚呢？

一個地區的文化產業發展若何，未必與政府投放多少資訊有直接關係，不是資助多就等於有文化產業的進步，不是辦亞運就代表香港人熱愛運動，更重要的是對土壞的培植。自由開放，接受各種所謂層次的文化產業存在，由政府至市民也抱著開放接納的態度看待各式各樣的文化產業，不要假想拍成人影片定是被迫的舉動，也不要假設有人會因為性需要而當上主角，世事只會更複雜，不會更簡單，我們要理解，也只有更深入，而不會更簡易。到底偶像是一個怎樣的存在，我們要怎樣去理解？單純依靠過去的經驗轉化為印象就給他定性，還是抱持隨時轉變信念的心態？或許有人會說，這樣很虛偽，就是表面接受，但內裡抗拒，也不是人的最自然形態，這除了是辦不到而放棄的心態外，不就是死不悔改的不願改變的態度嗎？學習別人的形式，不等於承認自己的失敗，只有謙卑者才會進步，世界上一些文化產業的大國之所以有這樣的影響力，定有其原因，無出其右，以日本為例，其表面對各種事物的接納程度大多也更自由，就算像美國以自由為其國家形象的武器，如何不齒也應該接受一點，文化產業之興盛很多時需要的只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環境，縱然是虛偽的尊重。

尊重，若尊重娛樂也是文化的一部分，若生產者與受眾互相尊重，試圖接納對方為對方著想，商業以外，販賣夢想以外，尚保留一點童心，成長為一個至少表層是有夢想的國度，給各種文化有一個相互交集的生存空間。如此，國家品牌置於人前，也是閃爍的，刺激的，吸引的。試問有甚麼比偶像帶來的夢想的感覺更能令人暫時逃離殘酷的現實呢？有甚麼比還有夢想更救贖更治癒都市的寂寞心寧？文化產業不就是因此而生嗎？當下香港給人的品牌形象又如何？

我控制到自己多少？不如承認並接受自己的慾望。

面對自己的慾望，理解她分析她，找出一條必然的方程式，何時何地物。之後再面對慾望的挑戰，只會更從容地說一句：「這回，糟糕了。」，背後潛藏了多少的感情與情緒的交錯，矛盾。為何沈迷？如何排解？於尋找原因的一刻，有預感這是一個暴露自己的過程，縱然可以一堆另類藝術般的艱深名詞轉移焦點，於喜好的秘密之上，蓋上層層機關，要人花盡力氣去解讀，然而電波頻率接近的要解破又有何難，至少不能隱瞞自己。雖然解釋慾望的一刻，很可能是步向「理性的迷」的起步，但自欺欺人的念頭會否隨之而去，基本卻是不可能。

印象是威力最強大的武器，殺人於無形，用上了也不自覺。電影亦即改編伊坂幸太郎的書的《宅配男與披頭四搖籃曲》中對固有印象與一些幫助解讀表象的線索如何將一個正常人變成罪犯的過程描寫得淋漓盡致，旨在說明，你給人的印象如何，很多時是主流說了算，別說權力機關為了監控社會的間諜活動的用心。印象是第一次接觸後所得出的暫時感覺，對不少人來說更是結論，無論再怎樣強調人不可以貌相（這裡的相當然不是泛指樣貌的單元）、看書不看封面甚至序言，人也不可能脫離印象對後續評論的影響，於愛情關係上，浪子回頭、沒有腳的小鳥築起巢來，反差效果的強化不就是因為當初的壞印象而來。接觸新事物，免不了印象的判斷，然而是處於隨時可以推翻的不穩定狀態，我稱之為最安全的成長過程，是被殺的常者，還是處於立場堅定，說好的有清楚的人生觀，反面說來是死不悔改的穩定狀態，彷彿已接觸到真理般的自信，多是操刀的人，卻直接決定了人可以有多深刻的去理解世界萬物，避免傳遞錯誤的訊息，大放厥詞，自欺欺人。

討論研究之時，堅持客觀理性，很多時只是加強說服力的包裝。社會科學備受質疑的偽科學性，與其說是證據不可信，統計系統不完善，有複雜簡單化之嫌，不如說是對用心的質疑。小時候，也有學過答問題要以例子說明之，若無實例就編作故事，無所不用其極，目標也不過是說服讀者我的觀點如何貼近現實，又或有多少人提過，最後算是幫助了說明，然而無可否認，經過長時間的訓練，引用除了突顯知識水平外，更大的作用是以量去支持自己的論點，對比其他較少提到的論點，看來更可信。時而類比也會出場幫一把，硬生生把兩件不同質的物件放在天坪上平台上，評頭論足一番，進而得出印象老早就決定了的結論如何舉一反三，極具說服力，是，結論早就定了，之後再尋找證據支持。

這是一個很刻板印象的說法，不要學。假若處於不穩定狀態的人，大概可以從推論中因為發覺印象之誤而改變立場，進一步迫向真理，然而所謂立場堅定的人，若死不悔改，則會是詭辯，像此刻，若我堅決地說明立場堅定的人有可能會犯下不擇手段證明給人提示給自己看的錯，而隨時願意接受改變的人是睿智而不是隨波逐流，都極可能是硬生生地將兩件不同質的物件並列比較，甚或提出對自己有利的說辭幫助說明，到頭來都是印象決定一切。然而分別還是有的，就是對意見的接受與堅拒，錯，就認了它罷，不要堅持。

當然人要認錯，誠心地認錯，其實難比登天。面對社會議題，若視為無關於己，或許可以說是較為客觀，然而也不過是立場的客觀，而非論點的客觀。然而面對個人喜好，事件與自己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勉強去客觀分析，不是強人所難，而是不可能，試問誰有完全推翻自己的勇氣與決心。相信「理性的迷」會常面對一個難題：到底如何看待自己？明明是自命理性的研究者，卻又沈迷於某事物，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濛濛的愛。由理解到解釋事物，少不免同時也是解構自己的過程，故有說文化研究的第一步其實是解釋自己，從個人的喜好中發掘慾望的來源與更重要如何滿足她。其實他們或許只想知道一個安撫自己的方法，就是選擇適合的藥物，一步到位滿足慾望的方法，而不是透過真相，帶領自己走出「陰霾」或「極樂」。要他們認錯，推翻已轉化為愛甚至生活一部分的印象，有可能嗎？縱然社會上有很多不公不合理的制度，然而若非對社會運作有弊多於利的嚴重失衡情況，制度還是會安然的依依存活下去。對「理性的迷」而言，縱然找出了喜好的陰暗面，如何承認她卻是最致命的難關。不理她，還可以繼續狂熱下去，但失卻了研究中得到的快感，理會她，卻又不能不面對她的陰暗面，承認她，到頭來，或許只剩下為何沈默迷的原因，方便下回識別，讓自己安心。迷的特質，基本上沒有半點消減，很難說他們不會坦護自己的慾望。

理性的外殼，多少有它的用途。要求我們理性客觀的說辭是一種突顯角色性格的工具，理性與迷扯上關係，最後得到的是客觀推論的方法，還是事物演進的深刻解釋，決斷之處已非他們看到多少，而是他們願意披露多少，願意向公眾暴露多少自己，如何引用事實的資料，當傳媒的更清楚明白絕對客觀於資料的編排上已完全掉失。或許事情可以更簡單，當一個立場堅定的人，堅持相信理性的能力，至可與道德建立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的關係，或許便可隨意否定自己的喜好，純理性的判斷，是嗎？事實或許相反，很少人願推翻己見，理性只是說理的工具，就算是願意改變信念的人，碰到事實，卻又未必會果敢正直的面對。為了保護喜好，無論是對理性還是對感情的追求，印象與證據的選取都是決定一切的關鍵，雖然兩者都很可能是自欺欺人，滿腦子偏見，有的攻擊有的護主；盲目追求理性，沈醉於個人喜好，其實是一體兩面，都是慾望，都是為了某些目的。

「理性的迷」便是一個這樣的存在，雖然說出來的話未必可信，話出來前就一個這樣的思考過程。但要相信，他們知道的可能很多，然不接受的只有更多。

模糊焦點的把劇，總充斥這個城市。先不說搬出有的沒的猜測試圖用盡各種辦法摧毀一個人的公眾形象，到近來，大雪茫茫，港府出包機，卻可以拉扯到港孩論，大造文章。這年，自從年輕一邊欲帶領非主流的議題走入公共空間的傾向被轉化成「話語權」的競爭或制度權威的挑戰後，各種批評「八十後」世代的論述亦隨之而來，世代間的攻伐，層出不窮，無關的事，也上綱上線。是以人為目標對象，發洩情緒，還是社會現象的描述紀錄，其實模糊焦點，阻礙公眾理解並討論實況之勢，顯然而見。這一路走來的世代矛盾，到他方遊子身影魆魆，苦不堪言，就跟我們大部分人如何去評價一部電影時的動作，都是情感先行，所謂理性，有人會說是假理性的考量又佔據了多少時間？就算結論是對的，談於大義一方，無可挑剔，但卻不等於並引伸過程無行差踏錯，由此，那些以發洩心中戾氣，除了一些從自欺擴張到族群認同的安全感外，又有甚麼價值？

大表反對包機的聲音，這幾天聽到很多，理據是衝著孩子而來的，更佔當中的大多數。或許香港市民對服務至上的無理要求，也自己知自己事，眼見彼岸或幻想到他們叫苦連天，除了有可能聯想到自己昔日受盡委屈，滿肚子氣時的回憶外，更有可能是香港人周遊列國後所得的結論，就是外出旅遊的總有要自己承擔的風險，就算是於海外升學的權貴二代又如何，天氣之過，我們一同面對。說到同理心，接他們回來與反論都是合情的，設想到自己身處其中，甚或結合經歷，得出第一個結論：包機也是盡人道，無可厚非。然而同時相同的設想下，卻引更多同理心的反面走向，滯滿的事有哪個喜歡外遊的香港人未感受過，可謂有苦自己知，你們這班年輕的學子所面對的，又有甚麼大不了，當年我於機場「露宿」還不是自己硬著頭皮走過，有誰關心過我們，從而帶出了這種風險，我們都面對著，又何必要優待他們呢？感覺是相向的，曾滯留的可能會同情，也可能會不忿；在港隔空攻擊的，或許只未嘗試了解實況，又或許是傾向假想的因由，而變得感情用事。其實刻薄無理的本質上，我們又相差多遠？

無論爭論若何，於這次事件上，要先行討論的是學子的表現，還是包機的於社會合法性呢？先甭傳媒推波助瀾，民間的聲音已明顯針對討論港孩的行為與對未來的感嘆，再混入一些維護自己族群感情的調味料進去，多元混雜的食材，原來很可能會發現出新的味道，然如今卻只見因食材太多而味道漸漸模糊難辨的濃湯，卻會讓人嗜到一種集體認同的味道：乘機大書特書（此刻自己好像也是），肆意攻擊。港孩之說，看來只會成為了政府政策的代罪羔羊，焦點再一次轉移了。

其實問題可以相對客觀，說不上太多的個人經驗，甚麼一個人的節日、磨練生存意志、獨立生活的能力云云都可以勵志的說話，鼓勵人發奮向上。然而這類話語同樣出現，卻變成了批評為主，告誡為副，以此結合上一些人對孩子的不滿情緒，與對自己權威基石的填補，一時之間，將責任推卸到學子身上的聲音衝上雲霄，無礙於大雪降落於英國的跑道上，滯留的學子們難免感受得到。學子們錯在哪裡？而包機的台法性又如何？其實兩者可以沒有衝擊的討論下去。我們應該理解到有誰不想早日抵港歸家，他們可能，是可能第一次面對此種境況。回想當天，可能不少人也曾經迷茫過，正與誰未曾年輕過一樣，有誰不理解年輕人的想法，因為當天自己也曾這樣想過。問題是時代變遷，我們又是否應該有多一點包容？縱然說到學子真是無理取鬧，於機場表現欠佳，又被傳媒節錄了幾段最令人憤憤不平的言論與態度，施壓之重又教港府立即行動，那也只是個別事件的經過，平白地扯談到港孩論，全意討伐之心無色昭然若揭。

但若在認為學子錯不至死的立場下，又為甚麼要支持包機呢？那更無直接關係。以泰國與菲律賓較近期且印象深刻的事來比較，人身安全為首要這個論點是客觀的，他們有必要「立即」安全返港，保護市民於外地的人身安全是政府的責任，拯救他們也合乎社會認同的合法性，爭論不多。正因為爭論不多，立場明顯，然確實於何時何地，面對怎樣的困境，政府才應該派出包機呢？甚麼是關乎到社會契約，而甚麼卻沒有呢？沒有清楚明文規定，是故討論與考量更是應該深層與冷靜，而不是說上其他更對心意的議題，甚麼港孩的，權貴特權的假想的，都只是擴大分化，對下回政府應該如何處理事件，沒有積極正面的幫助（積極正面啊，不用討論嗎？港孩論的擁戴者）。

包機接送，實為合情但不合理，當然有人認為情理不合。說到港府這回罕有的反應快，難免教人聯想到其面對著誠信破產，政策欠社會合法性的苦況。要解決的是政府如何建立與市民間的連繫，從而轉化為互信的基礎，然而這卻是知易行難的事，尤政府可能根本沒這打算。不理她的意向如何，從派出包機這個事本身看來，卻已是不合理的，就算不是使用公帑給予一部分人福利，但其先例與佔用了公共資源的事實卻不可推翻。如何拯救於海外困窘的人，是關乎到所有人的政策考量，政策標準應該以客觀為原則，造到事事公平。給予學子暫時的生活經費，不用飢寒交迫，至少無性命之虞不但合情更合理，然而草率派包機，卻是沒有周詳考量後的行動，留意周詳不等於反應慢。倘若事出突然，政府也未曾有制定相關的標準，於此我們要討論的又是否以後面對類似事件的做法呢，而不是為求發洩的港孩言論呢？始終不可每年雪期也預留數班航機隨時候命罷。

集體意識的可怖，就算走向正面，結果也很可能是逆向的。焦點模糊了，政府多謝來不及說句。世代指罵之勢，亦想不到已是凡事皆準之境。眼下，失焦或許正正就是這城市的集體意識，不想被淹沒，也只好不斷逃跑，不時向身後的人說一句：你也要走嗎？

《玩具故事》終章末段，主人安仔讓陪伴他成長的重要伙伴交到下一代的孩子手上，延續了他們作為玩具真正的使命。

交接意味深長，黯然神傷，觀者百般滋味在心頭；負責任的主人，何在？

人總需要展示他的魅力，甚至填滿他生活著的空間，有些人說這是自信，然而實在這是人的生存之法。日劇《結婚萬歲》談到能否結婚，重點不在於參與多少聯誼活動，不用勉強改變自己去迎合這個主流價值獨大的霸權社會，返璞歸真，重視社區間的鄰里關係，以人為本的人文價值，從而讓人於最自由的空間去追尋夢想。閃爍的目光，往往是最有自信的，從心以發的積極向上，也往往教人有生存下去的勇氣。無關性別，凡人也被閹割的可能，分別在於我們生活著的空間，又曾否給我們機會去否定一些先驗的概念，若一些孩子曾有想過當運動員音樂家，最後又會否潦倒街頭。更大可能是他們早已敗給了主流價值，於理想的使命面前，選擇了預先鋪設好的前路。

曾想過，就算不理會通識課程背後的政治意味，讓強大的制度如願以償奪去下一代從歷史中學習身分認同的機會，新的課程又會改變到學子不願思考課程以外內容的習慣嗎？縱然社會風氣如此矛盾，一方面鼓吹青年革新，一方面又從現實逼近他們貼服的依附於制度之下，面對英語於港千年不變的必要形象，通識考核又好像是牙牙學語的玩兒，要學生跳過理解的部分，參考各大報章的正反兩論作為答題的核心思想，像八肢文填充般楔入相應的應有立場。課程的改變，彷彿也沒有給他們進一步審視這個世界的機會，有的只是耍聰明，從正途的結果。母語教學推行多年，成效有目共睹，中文水平繼英文後也是無數僱主擔憂的事項，母語學不好，又有多不可思議。縱然中文授課，使部分學生不受言語限制，以知識馳騁於考場，確是較為公平的做法。然而制度止於高中教學，踏進大學校園，一切打回原形，殖民地意識，於商業世界面前，依依揮之不去。難得終有一天，可以終日沈醉於感興趣的學科上－縱然科目的錯配，理想只佔少數－卻又受到某些奇怪的先驗因素阻礙，樂趣變成折磨，一切的原因竟是一些商業決定。不斷改革的教育制度，甚有反動的意味。

大學希望畢業生帶著甚麼價值離開，這是值得探討的。今時今日，大學的安全島角色愈見明顯，是要乎合僱主要求，還是要知識經世致用，貫通經脈，成為身體一部分，從自信中散發，而不是以收入的多寡去衡量課程的用處？觀乎敝校剛辦的漢語水平測試，理想的學生價值呼之欲出。固然隨在試後混雜於人流此起彼落的抱怨之聲，大概學生有否認真對待，甭多說，但一所堅持英語授課的大學舉辦一個這樣的考試，又所謂何事呢？尋覓經費、開辦成本極低更有利可圖的商科課程、幹研究爭逐學校排名，無疑是他們眼中唯一的價值。說明學生雙語能力之優良，其實也是為了畢業生的前途著想，畢竟學校排名高，僱主也自然有信心，作為學生，其實理應感恩，承蒙厚愛。堅持英語授課無非也是基於同一個原因，為了培養學生的競爭力，內容空泛，言談的氣勢也要教人眼界大開，此人不是誇誇其談，聽他純正的口音便略知一二。到底作為的工具的英語為首要，還是作為思考工具的中文應該受到尊重呢？現實都給予了我們答案。這不是對自身的處境的考量，為的只是變成別人接受認同的模樣，外語要好，不是為了國際形象，是為了了解廣闊的世界，然而思考怠鈍，卻象徵高等教育之未盡己任，目光如豆。

政府總嚷著市民要自我爭值，終生學習，為的應該是加強香港營商環境的競爭力，斷不會是要人民從外表謙謙君子，進化成為一個重視內在價值，願為建設社會出力的公民。漢語水平測試中有一要學生以終身學習的目的解釋閱讀意義的題目，可真有趣。測試中前半部分，是語文結構的選擇題，其中答案之過度限制與模稜兩可，於抽出數句後全文的語感頓失後，於不清楚全文的寫作手法後，單憑數句提示選擇適合的句子填上，沒有問題，然而意義何在？白話之要處斷不是為了填八股而生，教育到今天卻反其道而行。閱讀與寫作是最有效的考核法，若有意考核學生中文作為思考工具的能力，更應該讓考生自由地隨題發揮。於閱讀意義一文，主調探討了閱讀是人之作為人類透過學習延續文明的終身使命，斷不是滿足個人私慾，為求達到各種目的之工具。大學教育有別於普及教育，在於思想上推進文明的進程，而不是肉體上作為工業的生產線，故曰從前英國分辦商學院與工業學院，清楚分別開文史哲於另外一個領域去完成他的使命，是最適合不過的。如今本地教育彷彿斷裂語文與思考的政策，實教人費解，給學子一個語文作為升學與求職工具的概念，而忽略了語言與擴闊思考空間的關係，培養了的明顯是機器，而不是一個個獨立的人，所謂被利用的器具。當社會不再需要時，便告知你已是過氣的型號，當下要的是化垃圾知識為有用資訊的類型。

使命。我們要終身學習，找個好工作。我們要不斷成長，從社交網絡中引證自己的內涵，從主流價值中展示自己雄性魅力。我們演好了自己的角色，社會進步，國家壯大，但作為人類的價值卻被丟在人來人往的路旁。或許由衷地活著，會心微笑，舉手投足灑脫魅力之前，我們都已經犧牲了。到底，作為社會的歸附，我們彷彿有權選擇，但選擇又真真正正的基於「自由意志」嗎？

造物主，不，主人，有答案嗎？

曾幾何時，想過要生活規律，喫足三頓，日出晚息，從形式上配合那表面上刻板無異的留宅式流水生活，貼近現實，不再虛無。

一念之間，閃過晨運二字。跑步好，緩步也罷，總希望陽光與腦部的交流活動，抖擻精神，重新調教潛伏於體內興風作浪的時鐘。對愚昧的人類來說，一天不見光的念頭，一天也不會轉化為事實，甚有者當作不見，故要坐言起行。念頭無限大，抱著有夢不妨想大的座右銘，倒不如踏實上路，身子或許還會壯健些。凡事還是想清楚才做，免得一敗塗地。於腦中重構了居所周圍環境的影像，試圖找出一條跑起來不會跟巴士同步的路線，左思右想，頭也跟著繞。想起海濱擠滿漁家的短道，臭氣沖天，想法變成氣味，縈迴腦海，不行。另一個方案是鰂魚涌公園，防風林邊的草伴著跑徑，想起了昔日於黃竹坑運動場練習的日子，專誠前赴，空氣卻不見特別清新，廢話，至少比市區好是事實，但如此，倒不如下樓兩步，繞著屋苑跑一下罷了。最後，一切猶像最初，生活刻板依然，但不規律，更不實在，精神與肉體皆處於虛無狀態。

其實想來費勁多餘，一個連行走於鬧市，歸家後都會感到呼吸困難的人，又何以於市區跑起步來。這念頭雖一閃而過，但實在奇怪。如今想來，或許每天也抽點那待著冗多的時間上街走一走才是我希望作的事。事實我已常在街上走，雖然異趣非常，卻沒有融入社會之感。縱邊走邊觀賞途人的步姿，發現女的可比男走得粗魯；縱盡回做學生的責任，又可以街上的模特兒作本地時裝文化的資料搜集。其實結果惹笑多於實學，耳孔擱著聽筒，日本歌曲－其實甚麼歌曲也行，只要結合長時間聲音與經歷的混合－作為文化挪移的提示，我既不處身香港，更不在任何地方。走於大街，卻又進入一個虛構的時空，陷入幻想空間。這，只是對現世的逃避，說不上是城市的流浪者，與為了貼近現實而走上街，進入公共空間的原意背道而馳，眼中所見的一切也是這城市極為表層的一面。

這，可不行。

日本人視散步為一種活動，隆而重之，已非我們大部分奔走於商廈間的香港人所能明白，莫說本雅明所述的流浪意義。固然當地會漫步河川，細看微風也屬少數，不是刻意潦倒偽文藝青年，都很有可能是漫無目的怪人，或是上了年紀或仍處盛年的歷史痴，來回於古戰場與史趾上，仰天呆視，不知想甚麼想得入神。想起《天使之戀》一段，雖然電影談援交與世代矛盾的內容乏善可陳，但當中描寫二人關係，郊遊古戰場與圖書館兩段卻很浪漫，而浪漫往往都依賴空間多於人的特性，對嗎？愛歷史的人最享受，莫過於頓足於古人也曾經待過的地方，幻想呼吸著一口空氣，以同樣的角度看天，感受一下歷史的壯闊，自己的渺小，假如一躍歷史舞台，處身亂世，自己又會擔當一個怎樣的角色。有人會於已填滿了的運河上，回想當日看不到的繁盛城市；有人會於天守閣上，遠甩眺當日還未統一的大地，感受兵臨城下，生死關頭的不依不捨；有人走於石板之上，感受到匠人流下的汗水（於日對石板的排行榜繁多，甚有更多歌曲形容漫步石板的思路美景）；而我則於中環的「舊城區」看到霸權的建立。雖然幻想之說，理應沒有地域界限，然而所謂空間卻是幫助人類聯想的思考工具，於古建築之旁，會看到時空的位移，就如於裙擺之間，少男眼中一片情慾一般。我們往往需要一點提示、一點徵兆作為「我們」這個角色的特性，幫助我們思考，記憶，甚至融入族群之間。

都市人常墜失於時間與空間互相擠壓卻毫無空間感的虛空間，繁茂的人蕞，肩碰肩，擦出火花，卻沒有激起他們相互交流的機會，營營役役，不知人間何世。全球化或說商業化理應引導出的地方意識，眼下沒有於各大小城市的根上再萌芽，如漣漪般走開去，更盡覺空間的同一性，教我們的生活枯燥乏味。換個角度看，常言道常接觸社會，背負多少經驗的人才有能成為作家，分別在於他們比一眾人看更多的人更多的事更多的書，書寫之間，挪用經歷經論，鍵入關鍵詞，搜索，得出結論。事實當真如此？分別是在於內容還是角度，我們捨易取難，總以為自己閱歷不足，所以才不成熟猜不透，然而事實卻更傾向於我們對事對人的角度不廣，且不能跨媒介，而不是肚裡有多少墨水，看過多少風霜。刻板點來說，讀中文的學生徒有文筆，社科的同學卻徙有視角，往往是兩者的結合才不會擠壓一篇又一篇，文字盛放如花，內容卻空洞迂腐或觀點一針見血，文字的節奏卻平淡乏味的文章。他們往往沒有將兩件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拉上關係的能力，就像看見桌子，就是桌子，而放棄了於其餘「技術」與「結構」這兩種表現法之上詮釋。同一片景象，走馬看花，觀其表面，遺漏太多。固然有多少是環境則讀者（大眾）使然，但又有多少批評者可以把文章寫得繪聲繪影又有意義？行與說往往是兩個層次。於此，我也止有心無力，唯有再走到街上，接受訓練。然而都市人卻大多沉伏於一片擠壓出來的繁華景象之下，對身邊事不聞不問。

其實我們都需要散步，我們都需要享受散步的態度。散步象徵了細味生活。此刻，試回想一下自己居住的社區，又看到了甚麼？鋪面翻過幾遍？安全島處的工程沒完沒了？還是那日日如是的晨運客陣容愈見凋零，甚至轉戰了另一個空置了的運輸總站？這一切都是表象，或許是於每一個社區上演中的街頭劇，我們看到又會再思考更深嗎？觀眾與表演者相對望，誰想到或許表演者觀眾身上看到更多。於旺角行人專用區上看觀眾，或許會看到《旁觀他人之痛苦》這套劇目，或是劇集寫實化，人類模彷藝術的生活模式的結果。其實一切都很有趣，一切於身邊發生的事存在的物都有讓我們無盡去發掘的可能性。如何於平凡中看出不平凡，彷彿說穿了世界之大，在於我們如何去看待她的小。光想著遊歷，接觸更多去擴闊眼界，或許這念頭往往限制了我們的觀察力。

於每集大河劇的最後，也會有一段歷史漫談，簡述當回提到歷史明勝。雖然大河劇似是一年一度一地旅遊宣傳，但不宣傳又未必知曉卻又是致命傷。看似是配套，於各地歷史名址處又有圖章給人打印，彷要以遊歷全國為目標，認識孕育自己的國土。談到硬體，雖然新舊混合，時而會破壤原建築群的和諧，遷址又會改變其歷史含意與意義，但像本能寺與緒方洪庵宅塾仍然生存於鬧市中，散步走過，卻又有一番情感挪移，雖然是對歷史的消費，但總算為身分歸屬提供了更多提示，然若再細仔去觀察與感受，或會發掘到苦悶生活中半點樂趣。我們生活著的城市又怎麼樣？有甚麼不同嗎？固然硬體有其象徵意義，走在九龍寨城，與幻想九龍寨城的歷史是兩種不同的層次，後者對人的要求太高，就像要人勉強說出這部電影很感動但不是好電影一樣，寧逆性而行，都要有深刻的思考。依賴物件的移情實在是軟弱，惜我們都很難擺脫習慣的緊繃。

雖然勉強，思路上的散步猶與切切實實在路上，只有提示之別。要聯想要觀察要細味生活，其實一案書桌，一刻鐘已經有無限的可能性，給我們於思路上流浪，看到世界的末日，分別確確實實只於視角之上，一個適合於散步的視角，躺臥也能走千百里。

或許以幻想去思考一切，好像強人所難。其實我也支持保育，或劃出更多公共空間讓人散步，甚至跑起上來，想到的或會更多。如中央公園般的草坪，其實我也很嚮往臥於草青的氣味之上，同是躺臥又是另一番體驗。

時間回溯到零六年，各界開始為小泉內閣評價的時候。

當時功過之聲，但說好壞參半，雖然平成不景氣未有吹起顯著的回春之風，然而其內閣有心經營的構造改革，卻活化經濟環境，刺激創業，還日本一個「真正」主張自由、競爭、會成長的市場。說及，不少學者都認為十五年的轉型時間，到零六為止應該是收成之時，疲弱經濟也稍為長胖一點，而事實當時銀行累積的壞賬也少了一大截，不得不說是小泉政策解決了前內閣連碰也不敢碰的核心問題。至此，不理有刻意唱好之嫌，小泉內閣似是功積滿身下台的，奈何社會間又充斥了另一個議題，到今天仍然未有定論。不滿小泉的，除了是期望過多，看似原因莫見，然而有部分學者歸究「格差社會」差別不斷擴大的主因是小泉內閣過寬管制與削減社福支出，透過訪問，約六成人似是迷信地認為，差別擴大終於與小泉內閣有關係，縱然未必明白關係何在，但認為有關係亦無可厚非。

作為政府，任期後，各項報告顯示差別擴大的趨勢比組閣前大就是鐵證，不理事實與施政有何直接關係，問題未有解決就是失職（很難相信這與期望無關）。然而政府方面卻一直抱持相反意見，指差別沒有擴大趨勢，當下之差別是後現代已發展國家的通病，只要市民再努力上進一點，情況總會改善。只差一句自我增值，自己事自己了未提到，不然我總覺得此番話語總是似曾相識。不理會政府與學者各自刻意造出了甚麼有利於己的數據去說明已方立場的堅固，然而政府要負責卻是天公地道，無任何相談的餘地。原因是當下說的不是追究責任，這些個人榮祿，不宜犧牲整個社會去交換，而應關注有何相應的解決之法。而關鍵是小泉執政之時的而且確主張小政府，支持自由市場，放任他們弱肉強食，監管寬鬆，任由一部分人富起來。更甚是他碰過社福政策，種種跡象顯示，縱使那刻的差別與政府無關，今天仍然存在的差別都很大機會是當時種下的果。如此長下去，這個少年犯罪與自殺比率偏高的國家又如何自處，難道一向形象團結的民族也有互相惡厭的分裂之勢？

差別擴大如政府解釋一般，是已發展國家成長衰退後的常態，然而會否演變成階級定化，甚至互相仇視，卻並非必然的結果。只要我們仍然堅持到兩條底線，其實差別問題，就算存在也不會影響到普遍會接受權威的七成人，而當中佔多數是中產。而底線是富人窮人的道德形象為一，二是基本的公平。形象之說，不難理解，若「取之有道」能夠從說話轉化到行為上，又有富豪帶頭願意捐出部分家產，甚至帶頭支持加增累進稅的限制與分層，仇富漸漸就會被繁忙的都市人所遺忘，大概普遍人都支持有錢人的存在。問題是，我們要有原因有支持去認同他們的財富，得來名正言順，不是出賣靈魂給魔鬼換來。說到窮人，又有甚麼形象要顧呢？明顯地是中產常說在口邊，自身穿梭城市也常常聽到的「不思進取」。福利國家面對窮人依賴政府困局，他們不自食其力，於階級上攀附到更高的位置，納稅人自然會感到：養你班蛀米蟲，慘過開牧場。這就是窮人要保持的形象，除非他們想自生自滅，連些微的交通津貼也沒有，走步路也成問題的時候，分裂就真正出現了。

另一條底線，說來簡單，但卻會引出一句消極的說話：「那有可能？」對很多事都不可能，最不可能的是承認了不可能後的絕望。基本的公平，簡言之是政府負責或資助公共事務，醫療教育也包含其中，原因是確保平等的競爭環境，而當中教育是最不能怠慢的部分。就算我們知道學歷不等於成果，更不確保有壯闊攀升階梯，防止階級定化，然而我們都沒有權力抹殺任何人得到知識的機會，更甚是公平的學習環境。有報告指出東大畢業生家庭的平均收入達年薪一千萬日元或以上，推以廣之，這是一個醫生後代是醫生，官員後代是官員的社會表象，雖然非明文列定的制度，但卻是隱身於社會結構的無形制度，長此下去，階級的定化將會把「格差社會」的差別不斷擴大。

商人可以無道，於奢侈品的消費市場上，謀取暴利，市民斷不會有感走投無路，被逼貼牆，結社上街干擾商業活動，惟有些關乎到大部分人生存權利的事務，卻不可凌駕於道德契約之上，姑不論他們會否理會消費市場的長遠發展，先殺雞取卵而後快。公共事務不可交由市場負責，這是最有效確保公平之法。小泉內閣從郵政民營化開始，希望簡化政府架構予民間，削減政府支出，此還可以理解，然而試圖削減教育經費，加醫療保險費，各項加增，使國民對政府支出負擔接受五成，而經濟環境也無大改善，失業者繼續被迫流連人才派遣公司。質疑社會還存有公平與否的聲音，隨各項報告，熱炒於傳媒與政府間。

說到教育，繼英國之後，日本的教育支出在已發展國家中都算敬陪末席，公立與私立學校的差距日見明顯，對教師質素又監管不足，沒有統一的能力考核試，工時少又面對過多學生之時，不但教育質素沒有保證，連學生逗留於校的時間也愈來愈少，少年犯罪可不是改變少年法的細節就可解決的社會問題。公私之別，國民認為教育已沒有基本的公平可言，只說到課外補習對成績的顯著影響，別再說學生成長環境的差異，一些人可以一心一意向考試進發，一些卻要照顧父母又要為賺取生活費打工終日。大家是否站在相同的起跑線，其實顯然而見。翻查紀錄，小泉內閤曾試圖取消中小學教科書的派發制度，都是那句，要削減經費，但這卻是進一步換來不公平的措施，政府又應許這樣做嗎？但奇怪的是連教育經費如日本般少的國家也會給中小學生教科書，那我如今還剩下半點如書柵上的教科書，又算甚麼？我不要求北歐式連補習也由學校負責，但我們的教育經費究竟到哪裡去了？

人民斷不會輕易說出差別在不斷擴大，除非他們被惹起火來。我們都會敬重富人，因為從古到今，他們都是依靠自己努力奮鬥去換來舒適的生活。然而當他們的形象不再有權威的震懾，不能壓制那和平的大多數，尤其於公共事務愈見不公平的環境下，人民連脫離固有階層的機會都失去了之時，剩下的就是不信任的社會。這，還是甚麼社會？甚麼國家？

「若教得好，就可以原諒學校犯的錯。」這是甚麼藉口？這是站於社會高位的人才會說得出口的話，就像東大畢業生應該都會認為自己的學位是實力的表現（對，上一代的幫助都是實力的一部分，就像人事關係。），然而反問一句，所謂「教得好」是因為校名優越，還是因為成績優異，或是他們的兒女有極高的道德操守，將來會取之有道呢？時間會證明一切，將來有人再談歷史之時，評價自有定奪。

最後一言：孩子是社會共有的。

不諱言，任何關係皆建基於大小不一的磐石之上，崩潰倒下只是時間問題。這，可不是壞事。變幻是生命的泉源。

若說愛情是關係的一種，她大概也離不開竟然是先驗的主從關係，有佔有，有付出，有得，亦有失，當中的喜與悲，游離於肢體的交合、空氣的呼吸之間。說來矛盾，主從是分離的主凶，卻又是一切的起始，若當初沒有佔有沒有私心，沒有我愛這一切，要給她幸福的念頭，分離豈會於結合之前從天而降呢？這斷不是神蹟，我們都先犯了罪，才學懂何為罪；我們都先佔有，才會後悔：離合乃是必然。

小時候，校車每天總會經過告士打道。一切停擺，排列著不知道等待甚麼之時，他昂首望向上方一幢幢也是不知為何排列整齊的高樓。頃刻間，直線方塊，隨著反射的光線穿透頭骨，如紋身般刻上永不磨滅的烙印，久而久之，圖案複雜比之於深城內的浮世屏風，其露骨的風味只過之而無不及。很難想像，天色漸暗，不懂疲憊的身軀俯於書案之前，手執筆杆，上癮般的不了止的畫過不停。純潔的白紙上繪畫了一襲又一襲的情色，先沾污了維港與太平山的霸權產物，經由一個極致的陽具崇拜者，進一步換來了制度下萬惡的虛榮。自始，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伙子，有感自己還是心繫家國的，就如雖然他成績不好，但總想下次爬前一步是一步。當下看來，還滿是惡心的。不知道罪惡為何物，彷彿比犯罪後有了概念，更是人間的恐怖與危險。人本性是惡，因為人皆無知卻不自知。

當年國際金融中心二期落成之時，他還不是一個深山野人。影子漸長之時，黑色的色塊會長多一個影子出來。再走在告士打道，不再是晨早精神彷似抖擻卻混沌之時。眼前的黃昏之景，金光由維港的入口（概念的長成與自然現象存在相依的關係），延伸於閃爍的玻璃之上，再隨高聳入雲的智慧，連上天空。仰望之時，他發覺這一切比從前更美更值得驕傲，他有感這個城市是世界上最好的家。這是一條把海面與天邊相連的直線，這是一道人類與神再次交流的路線。看著看著，彷彿以為人定勝天，有甚麼是人類的文明之所不能戰勝。所謂罪惡，於人類不斷的試探再踐踏之後，其界線的模糊，比智者試圖定義不果後更難以教人解釋。人與人的關係，於佔有與付出的角力間，一系列井然有序的定律潛藏於我們各人的內心。我們知道剛烈的雄性氣質教我們得到更多；我們知道柔弱的雌性氣質是弱者的表現；我們知道若我們不舉起拳頭，定必成為罪人；我們知道，我們無奈地崇拜霸權，以為是要萬物有規律的必然之法；我們知道世界有「不可知」的事，但我們拒絕接受，倒不如虛偽地交給神就此了事。我們知道很多，我們都以為自己知道很多，我們都知道我們不可以承認自己不知道的只會更多。

變化來了，變化總會來的。雖然一路走來，第六感總告訴他，這兒有一點不妥。搖頭之際，痛楚早已傳到眉宇間。他懷疑是空氣庸俗之過，走過告士打道，一時風連丁點也沒有，一時卻鋒利如刀刃，一塊一塊切割起還算鮮嫩的人肉。頭愈來愈痛，愈來愈重，大概是比從前思考多了的結果。然而，他又覺得，繼續思考，不止地思考，其實是為了擺脫頭痛，把緊擠於腦髓之間的條狀物抽出，還她一條康莊大道，還告士打道一路暢通的旅途，還天與海一息自由相連的空間，矛盾始終存在。小時候，或許誰也會錯以為規律與制度給世界帶來平穩、雄偉的高樓是城市活力的象徵。其背後經濟發展的符號刻劃了，制度的霸道無處不在了。權力曾給予我們相信的基礎，然而他又私下命名真理。高樓如斯屹立不倒，眼前看到的還是天邊的美麗嗎？途人續會相信關係有相等之可能嗎？

與神關係的斷裂再修補也只是一個過程，我們處於哪個位置，介乎於我們知道了多少。定律是，我們不能以規律去規範有變化可能的規律。我們只有不斷嘗試知道，不斷嘗試推翻；只有嘗試擺脫影子，才會明白她始終會追隨你一輩子；只有明白頭痛不會離我而去，才會感到痛楚原來在告訴我：我今天還活著。這不是甚麼霸權的欣慰，也不是規律，更不是神蹟，只是思考與停擺、接受與拒否的分別。為了與人的關係，為了唯一在世的依靠，為了證明自己是人類，我們應該承認有主從而不認同，嘗試認識卻不僵化，還是乖乖地繼續進行神秘的宗教儀式呢？

他，不再留戀這裡的城市面貌。他不想接受「必然」。他想推翻自己曾經也崇拜過的「愛情」。他不再是男性。

車輪再轉動，待著的風景再跑了起來，時針也再繞起圈來。

手指於標上一至五的按鈕上緩緩踱步來回。故事如此展開了。

黝黑反光的皮鞋，像黑膠唱盤上的針杆在擺著星河的地板上打圈。深邃內儉的啡色靴子，一對鞋頭，內向的貼地平躺著，劃出相交的斜線。仰視，雙腳之間有一個三角形。

二吋，一吋，再來，測量不了。三角形的斜邊愈來愈陡峭，形狀不斷拉長，而剛還在摩擦奏出二重樂的針杆，跳脫生動，像要感染身邊的萬物也共響奏鳴。靴子在退，針杆的陣地像浪潮般擴散，三角形一下子消失了。兩陣像要接上，一分高下，但攻勢卻又像軍事指導，欲進又退，進退失據，一切返回谷內的起點。

人的關係，往往既抽離，退一步，浴於溫水中，卻又當下明瞭兩者之間不過止一句話的距離、張一張下嘴的決意、半克怠慢恍惚壓著腦袋的重量。於雙唇背離、唾液拉展成絲的一瞬間，幻想、自戀、腳步如拔河般的角力也一併消失，細小的黑洞脹大，吞噬了平靜與臆想。

可惜，一切猶像最初。

貼上網點的玻璃。深邃的瞳孔，千愁萬緒，映照著幾篇故事；微揚的上唇，空氣乾燥，卻泛著波濤。這朦朧的倒影，於抽離本體之後，更是模糊不清。旁人不會看到，可能是沒有留意，可能這根本是幻想。幻想間，萬千世界，激情如初冬的岸風，靜謐如午後的紅茶，且突然又濃郁，彷似深遠又一下子消失的意味。眼睛的酣睡間，若即若離，或許是一時留下的印象，如算命般巧合，強迫人相信這一切的真實。

手指累了。

彈指間，空間無遠弗屆，筆劃舞步急遽，彷要踏前入世卻又探視躊躇不前，活於生與死之間的游離空間，失卻了靈魂。一次，兩次，靈魂一再像蝦腸般被靈巧的指法無情地挑出。這裡，還站著彷似是人的個體，只是行屍走肉。

你說，他算甚麼？

車輪在轉，車輪停轉；擠擁的人群，聚散的人群；心在顫動，心被丟掉，掉在一旁腳步移走只剩下殘影之處，剩下一絲紅茶的餘香。滿地塵沙，他不彎腰也感覺到，這是風暴過後的落泊，說來就來，說走就走，心情就像狂風過後，才發現自己趕不及於岸旁一睹萬物的壯麗般失落。

車輪又滾動了，繪上街道的走馬燈跑了起來。

怎麼？原來這裡很冷呢。應該是在顫動的手，舉高過頭，拍了拍頸椎，一片冰霜的氣息，彷再拍一下，就要碎裂。此刻，伸來的手，雖然阻隔了肉體與人造冷氣衝擊且自然的交流，但也保護了他冷得慌了的心靈。世界再一次分隔開了。

至此，雙手垂下，手指動也不再動。

此刻，彷彿突然說話，卻發現喉嚨像被甚麼黏著了的，比之前更不習慣。

而的確，再開學之後，感到真的有話說，非張口不可之時，少之又少。但願是最後一年的大學生活，終歸還是從精神與肉體上百般侵襲，不乖巧，只剩下乖僻。當然更大可能，或說於我應該說是合情合理的，是為了逃避近來變得混濁的空氣，要待家活動，不知不覺又成了一個理性的迷。終日左手敲鍵盤，為了論文假裝拚鬥；右手翻書頁，卻是要盡可能依靠別的興趣，死板地延續對活下去的興趣。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像喝茶，雖然一口比一口淡，手卻不自覺，一杯接一杯，已不再期望人生有突如其來的沖擊或改變，習慣了，就繼續由它。淡，無味，始終還是一種味道；透明，無色，始終還是一種顏色；生存，也不過是活下去，無論甚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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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開始已經是不對等的事，是理性先進與蠻橫落後之間的角力。事前是，事後於我們，亦是。

或許不從表象來下判斷，不是膚淺，也是杞人憂天，再多的陰謀論，大概只是事後帶來二次傷害的推敲，表面上多角度步步貼近去了解事實的真相，但更可能是自我療傷的其中一個過程。由民間假設至各方專家指出事件疑點，彷彿以協助理解港人憤恨不息，給心緒不靈一個佇立的平台，多於實質理性去尋求真相，何況菲警處理手法之劣，我們還是有眼觀之。單從表象看來，憤怒、驚愕至破口大罵，由感覺至行為間的劇變是可以理解，更是理所當然的，卻同時要當心極端民族意識膨脹，與肆意挪用是次事件，轉向為人生導向與尋求人性的幫助，一片終有一致聲音的景象，盡記得發洩，而忘記了事件的本質。

陰謀不斷與暫不了止的憂傷，因為三片濾鏡，給放大了焦點。因直播而放大事件的感染力為其一，其二是消費大國的背景，最後則是事件的巧合。電視的暴力效果，從紀錄片往往有警世作用看來，七百萬人透過十多小時無間斷的直播，由始至終目睹整個過程，槍林彈雨，碎裂的玻璃，特警的無力，統統看在眼裡，像九一一般的震撼。全民同步觀看，感受，一時之間，情緒被無限放大，尋求安慰的衝動也即時湧現，轉化為哀悼。

甭說當下的網絡氣氛，與從前任何一次類似事件相比，都不盡相同，無數表面至深層的交流中，無論是情緒累積還是有關事件的資訊，以光速傳送，擴散，遍佈整個城市，如花瓣，觸動心弦，像病毒，以訛傳訛，一切恨錯難返（大概我都是傾向技術害人一派的），都盡叫我們：來，一同軟弱吧。

消費大國的背景，引申了不對等的國家關係，縱是錯覺，也是變數。港人的旅遊經歷大概與別國民不同，多抱著消費即要得到至高至上服務的假設，到已發展國家還好，一切在掌聲之內，且不會有過多要求。然若兩者間的背景不對等，有招待不周或待遇不公的情況出現，過大的落差，則帶來過大的反應，有種她真如想像般差劣的錯覺。菲國處理不當，特警技術失當，甚至違反了保護人質的基本假設是事實。但若事件發生於其他地區，結果卻如出一轍，我們又會肯定事件是對方的過失，還是因為信賴而改變了對事件處理手法的評價呢？一個質疑是，縱然事件有明顯的人為過失，但是否會因為假設菲國是落後，與其效率奇低的事實結合後，轉化出消費者至上的心態，因為不對等的關係，而一面倒責難當局甚至菲國民是低級呢？想像一下，若事發現場於香港，旅遊巴前又會有港人留影嗎？不知道，但大概世界總有劣幣有待驅逐，但劣幣是無國界的，斷不應該成為極端民族意識的攻擊對象，這似是感情用事，多於理性。

巧合，基於樂極生卑的感染力，一般文本都有利用喜與悲的極大落差轉化為「刻奇」式的戲劇效果，而集體感到天意弄人更是「刻奇」的典範，莫說彷有股強迫表態的無形壓力。縱有別於劇場、遊園地等熱門的場地，但旅遊途中的背景足以引發巧合的感染力，讓事件由社會性走向個人，讓我們不自覺因為人生變幻無常，一切發生得太巧合，而自我反思人生導向，得出活在當下，珍惜眼前人的結論。又事件的巧合與可想像，令我們更能感同身受，更能了解苦況，透過電視直播，轉移到自身，同理心前所未有的擠滿了，眼眸也不自覺沾濕了。有時候，人類都逃不過感情的愚弄，失控也可以理解。

感性之外，一點理性還是不可或缺。這事件其實是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間的一次相碰。大概事後不少理性分子都會出來說，雖然同理心此刻放大了，但我們更應該透過是次事件，學懂珍惜生命之餘，更習慣關顧每天也在世界各地發生的悲劇。建立宏觀的視野，不再事不關己，己不勞心，不因為事情相距千里遠，又不是自己的認知範圍所能理解，就放棄了解，比方說，近如香港的保育運動與本港的弱勢社群又有多被關注？過多的選擇與取捨，其實等同於放棄爭取理性的世界大同。此刻，面對這些彷似了解一切，看破凡塵的人（看破好像有罪，至少此刻應該閉嘴不談，甚至躲避起來，造福人群），總感到討厭，隨著送上一句：你冷血的嗎？但質疑與逼迫大眾反思，是貫徹人文精神的應有行為與責任。或許所謂理性地對待事件，是有半點冷血的傾向，但這是愛護世界，不忍化悲傷為攻擊，才會抱持的態度，是那些被質疑愛所有人，不就是甚麼都不愛的世界主義者執著的態度。這或許是我們覺醒的契機，雖然頃刻難以接受，但是卻證明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可以共存的良機。若要堅持自由的民族主義發展，邁向世界大同，尊重其他民族，則尊重自己，是唯一之法。

恐怕軟弱的人類都不能分清各種情緒與事實間的分界，可估計，港人斷不會突然針對菲國人，一切皆不會突如其來。情況如我一向都質疑何以約四千元可以得到一個全天候服務員，但香港人大概不會感到不妥，更是理所當然，因為他們是僱主，是消費者。從一開始，基於假設與背景，香港與菲國就沒有對等的關係（當然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相對而言，於是次事件，也沒有政治上的對等關係，貽笑大方），穿透幾片濾鏡，情緒與思考不多不少都變了色，從而引起更大的反應，怒火與悲痛也因不同原因而長大，填滿了應該留一點空間給理性與社會性地反思的心。看港人過去的習慣，一兩星期後，天色轉晴，陰霾消散，我們又會重投生計，重投娛樂，重投個人的感情發展。既然如此，當下突然情緒失控，是否因為幾個誘因而誇大了呢？其實顯然而見。

因此，若於大眾情緒最波動之時，有人站出來唱出不同的調子，縱已不是反調，又會多影響為了感受人間有情的集體療傷嗎？還是反過來，因更能彰顯自身的人性，而有更好的療傷效果？不討好的角色，都總要有人當；理性的警示也總要存在。

劫難往往教人前進。悲劇後，發洩、慰藉、修補關係，甚至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角力都是人之常情。惟若不以此天意與不幸作為反思的機會，其實悲傷之後，所謂「活在當下」的詞句背後，我們又學習了多少，進步了多少？還是淚灑一場，情緒混集，沒有由家庭走向世界，再踏出一步呢？那一點點突兀礙眼的言辭，那一點不主旋律的相勸，就那麼不能接受了麼？

其實更可怕是，此刻亢奮，之後對經濟理性的毛病故態復萌。屆時，之前再擔憂的，都變得沒有意義。惟這場角力有需要從錯覺走向真實的國家民族矛盾嗎？肆意釋放之前，還是先想一想。